社科报音频节目·周读 | 大屠杀纪念，是全人类的道德记忆

Original 阿莱达·阿斯曼社会科学报社 2021-11-04

应当把纪念大屠杀的回忆转化为全人类的道德记忆，并且超出国家记忆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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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为受害者寻求正义》

作者 |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荣休教授阿莱达·阿斯曼

图片 | 网络

关于文化记忆，特拉班特（Juergen Trabant）说的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说道：“我们处在特定的文化当中，受别人传授所获得的知识远远多于靠直接模仿、自身的努力和自己的操作获取的知识。”

按照特拉班特的理解，我自己单独获得的知识与社会维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深渊，因为在所谓我自己的知识当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经过亲身体验世界后获得的，而是借助符号的传播与传授。

如同一般性的知识和专门的知识一样，我们借助教育设施获取文化记忆，但是文化记忆由特定并特别储存的符号构成。文化记忆的内容与一般性和专门知识的区别在于，我们获取它不是为了“掌握它”，也不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是为了弄清楚它，以便把它作为身份的组成部分。

社会记忆并非像国家记忆那样显出一致性。不过，一些原来希望永世长存的东西随着制度的变化和权力的交替而犹如过眼烟云。比如，街道的命名是政权交替时常常采用的手段。因为名字的改变，有些纪念碑和古迹被拆掉，一个城市的结构和市容也经常处在变化之中。

有关国家和民族的记忆按常理远比社会记忆长久，社会记忆随着人的生死形成和消失。我们平常说“生命短暂，艺术长远”，而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反倒应当说生命长久，政治策划如同过眼烟云。

当然应当补充的是，许多生命未能逃过政治动荡带来的灾难。同样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多变过程中，出现了官方记忆和非官方记忆并行或并存的现象。社会记忆、国家记忆和文化记忆同时促成了特定的群体，是这三种记忆支撑整个群体的存在。

借助上述三种记忆构成的群体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它们相互排斥的程度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融合？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多严密？我想还是用纳粹大屠杀作为例子来解释这些问题。

只要有大屠杀的见证者活着，相关的记忆在所有的层面上都维系着：作为个体亲历的记忆；作为幸存者所属群体或家庭的社会记忆；作为以色列国家或犹太—美国身份认同的国家记忆；作为文化记忆，其表现形式为书籍、电影、博物馆和档案馆。人们目前不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最后一个见证者死去，我们所能依据的媒介的证据，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国家记忆之间界限的强化或消解。有些群体长期保持其集体记忆，并且借此与其他群体划清界限，或者把自己的国家记忆作为漠视别人痛苦经历的屏障，这样的国家记忆会不会引发冲突？这样的国家记忆的排他性或包容性究竟如何？

利未（Daniel Levy）和斯奈德（Natan Sznaider）在他们合写的书《全球化时代的回忆》中指出，在以去除地域界限为其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对大屠杀回忆的普世化有助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共同纪念发生过的野蛮行径，从而形成超国界的记忆文化，并使之成为全球性人权政策的基石。

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应当把纪念大屠杀的回忆转化为全人类的道德记忆，并且超出国家记忆的框架。他因此提出这样的建议：非西方国家也着手整理自身的创伤经历。通过这些记忆形式，东方和西方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了解对方的创伤，共同为受害者寻求正义。尽管国家记忆总是有其界限，但是国家记忆所使用的象征符号以及相关的互助、责任等形式可以超越界限。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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